念斌被再度确定为犯罪嫌疑人问题法理研判

　　鉴于“禁止双重危险”在保障人权与维护法治方面的意义，在国际上，已呈现出将该原则宪法化的倾向。[16]长期以来，我国学者力促在刑事诉讼法修改时确认该项原则。但遗憾的是，在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仍未对其予以确认。应当说，立法方面的主要担心是，其不利于打击犯罪，易使个别罪犯借追诉权约束的法律条款逃避打击。这一顾虑可以理解，但我们也要意识到，为程序正当性维系以及公民权利保障，我们不可避免地要付出一定代价。但为避免代价过大，我们可以借鉴某些国家的经验，设置例外制度，防止重大案犯逃避打击。如英国为加强打击犯罪的措施，于2003年刑事审判法中，就谋杀、非预谋杀人、强奸、贩毒和武装抢劫等29种犯罪适用“禁止双重危险”原则做出例外规定，以发现 “新的并且令人信服的证据”为由，在受到严格法律条件限制的前提下，可以启动重新审判。这种例外制度的设置，在一定程度上兼顾了公民权利保障与打击严重犯罪的需要，同样适合于我国国情。因此，在确认例外情况并对这种例外做严格规制的情况下，确认“禁止双重危险”原则，有利于完善我国司法人权保障制度，健全刑事程序法制，同时也有利于我国在国际人权交往中居于主动。可以设想，如果我国法律承认了“禁止双重危险”原则，并对例外情况做出明确的法律条件限制，应当可以避免类似念斌案的情况的发生。

　　其三，完善司法监督和司法救济制度。公民被不当确定为犯罪嫌疑人，其合法权利受到妨碍后，应当有救济渠道。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下，以检察监督为外部救济方式，因此，当事人可以申请检察机关实施立案监督，已如前述。然而，目前的检察监督并不完善。除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同为担当控诉职能的机关，其法律地位不中立，因此救济的有效性可能不足这种根本性制度缺陷以外，在现制度框架内探讨，还存在监督规范不完善，以致难以有效实施法律监督的问题。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11条的规定，检察机关有权对公安机关的立案活动实施法律监督。如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人民检察院应当通知其说明理由。不立案理由如不成立，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接到通知后，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这是法律授权检察机关监督公安机关在立案活动中的“当立不立”问题的明确规定。但是立案错误还有另一方面的表现，即“不当立而立”。对此，法律并无明确的监督规定。这种立法上监督权行使的 “片面性”，体现出一种 “重打击、轻保护”的立法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