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文昌：冤假错案背后的刑诉理念冲突

　　误区二：关于既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的冲突

　　多年以来，我们一直在坚守并宣传着一种原则，就是在打击犯罪的时候，要做到“既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然而，我们似乎并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一口号的可行性。不枉不纵的原则从理论上讲并无不当，从理想上说更是一种最高境界。但是，当“枉”与“纵”之间发生冲突时，不枉不纵就难以两全。重要的是在难以两全而无法兼顾时，又该如何做出选择才是必须面对而无可回避的问题。美好的愿望与严酷的现实不容易相提并论，法律的原则更不能建立在脱离实际的理想主义基础之上。

　　近些年来，一桩桩冤假错案接连不断暴露，并引起全社会广泛关注，再一次对“不枉不纵论”提出不容回避的拷问：在“枉”与“纵”二者之间发生冲突而难以两全时，还能否做到既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当代科学技术条件下，案件的侦破不可能完全准确无误。只要证据的指向不具有排他性，对“是”与“不是”的疑点无法充分排除，就不可能到达既不冤枉也不放纵的理想目标。基于此，才出现“疑罪从无”和“疑罪从有”两种反映不同价值观的定罪原则。

　　简言之，就是“宁可错放，也不能错判”，还是“宁可错判，也不能错放”？这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二者必居其一。从社会效果而言，对于前者，“不能错判”所导致的后果是：有可能放过了真正的罪犯，却避免了冤枉好人，同时维护了司法程序的正当性。对于后者，“不能错放”所导致的后果是：有可能惩罚了真正的罪犯，同时也有可能冤枉了好人并污染了司法环境；而更大的危害在于，一旦铸成冤案，就会使真正的罪犯因彻底逍遥法外，甚至客观上还会鼓励他增强继续作恶、危害社会的信心。所以，“疑罪从无”显然是权衡利弊之后的科学选择。

　　在确立法律原则时，一个需要遵循的前提是：法律作为一种治国方略是一门科学，而绝不是一种理想化的口号，更不能意气用事。“既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作为一种理想化的目标无可非议。但是由于现实条件下的不可操作性，在逻辑上却形成了无解的冲突。

　　在定罪原则上的“不枉不纵”论与“实事求是”论一样，由于抽掉了以方法论为支撑的具体操作原则，最终必然会导致以话语权为中心的主观随意性。所以，我们应当在理性思考中摒弃那些响亮的空洞口号，回到切实可行的现实中来。只有不折不扣地坚守无罪推定原则和疑罪从无原则，才能夯实司法公正的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