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文昌：冤假错案背后的刑诉理念冲突

　　历史和现实一再地证明，标准的唯一性才是公正的前提，双重标准就等于没有标准。“并重”说出自于全面、慎重的良好愿望，却因其标准的多元性而陷入了逻辑关系的混乱。更危险的是，为认定证据的主观随意性留下了可乘之机。

　　误区四：关于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冲突

　　 自1979年我国第一部《刑事诉讼法》问世以来，一直将打击犯罪作为刑事诉讼活动的首要任务。直至2012年出台《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才首次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刑事诉讼法的条文之中。

　　 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如何体现保障人权的价值观，在我国一直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而以打击犯罪为主旨则体现为主流观点。保障人权的理念之所以在刑事诉讼活动中长期受到漠视，除了社会公众的报应刑观念比较强烈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出于抚慰被害方的考量。当一个犯罪行为发生尤其是暴力型犯罪发生后，人们出于对被害方的同情，往往就会将所有的愤怒都指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甚至会忽略这个人的罪行能否被证实。司法实践中，在一些暴力犯罪尤其是杀人犯罪的诉讼过程中，即使在犯罪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被害方亲属也会不依不饶，甚至以死相逼坚持要求严惩“罪犯”。因为他们已经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当成了侵害其亲人的真正罪犯，并且，他们认为如果这个人不是罪犯他们的亲人就无法得到慰籍。在这种情绪之下，就容易将疑似的罪犯甚至假定的罪犯当成真正的罪犯。

　　 值得关注的是，这种情绪普遍存在于众多的人群之中。在讨论保障人权和刑事辩护的很多场合，都会有人提出一种很强烈的质疑：“当你为罪犯辩护，强调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的时候，你有没有考虑到被害方的感受？”这种质疑在情理上是无可指责的。但是，质疑者却忽略了问题的另一方面，当我们还没有充分证据确认犯罪行为人时，不能用一个无辜者的生命或自由去平复被害方和社会公众的悲情。近几年陆续暴露出来的一系列冤假错案都表明，以无辜的替罪者的生命平息了当时的悲情和义愤之后，个人和社会将会背负多么巨大的代价！如此惨痛的教训表明，刑事诉讼活动中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既不是对罪犯的仁慈，也不是对被害人的伤害，而是对无辜者的保护，更是对全社会的保护。

　　 近年来，随着全社会人权保障意识的增强和国际社会对人权保障问题的关注，我们终于将保障人权写进了刑事诉讼法条文之中，表明我国已经在立法上明确规定了保障人权的诉讼理念。但是，由于前面所提及的原因，仍然未能将保障人权作为刑事诉讼的主要目标，而是提出了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原则。于是，又一次出现了两难选择的尴尬。有观点认为，“并重”说更全面，并无不当。也有观点认为，“并重”说是一种缓冲、过渡，可以给人们留出更多思考的空间，还能减少争议。可问题在于，有些冲突是无法绕过的，回避矛盾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方式。例如，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严厉打击、从重从快、平息民愤与无罪推定、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显然是矛盾冲突的两个方面。是强调在确保打击犯罪的前提下，有效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还是强调在确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前提下有效打击犯罪？这是两种不同的价值选择，是不可能并重的。若选择前者，就只能以打击犯罪为主，若选择后者，就只能以保障人权为主。二者不能两全，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因此，只有正视现实，明确选择，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方式。而回避现实的“并重”说，则只能导致双重标准的混乱局面，当两种价值观发生冲突时，或忽左忽右，或无所适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