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除非法证据，刑辩律师必须知道这些经验

　　因此，解决上述问题，即如何把同步录音录像的法律制度不再“纸上谈兵”，需要更加细致可行的配套制度，需要法院裁判中对同步录音录像问题更大、更直接的裁判权，倒逼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在侦查、检察部门的落实。

　　未依法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取得的供述应予以排除

　　我国1997年《刑法》就明文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十几年来相关的法律、司法文件都进一步明确“禁止刑讯逼供、非法取证”，直至近年来最高法律机关专门出台“禁止刑讯逼供、排除非法证据”的法律或司法解释。但是，由于这些法律规定缺乏操作性和强制性，刑讯逼供的现象屡禁不止。而近几年出现的佘祥林、赵作海等冤案的平反昭雪，挑战了人们对刑讯逼供、司法不公的神经底线，引起了国家最高层面的关注。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在“法治中国”部分提出：“健全错案防止、纠正、责任追究机制，严禁刑讯逼供、体罚虐待，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表述“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再次决定“健全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等法律原则的法律制度”。

　　非法证据排除，本来是司法审判中的一个程序细节，以党中央全会《决定》的形式明确地表述相关意见，足见该问题存在的严重程度和国家高层对该问题的重视。可以说，解决刑讯逼供、非法证据的问题，上升到了保障公民人权、推进司法改革、建设法治国家的高度。而多年来排除非法证据的规则甚多但实践中收效甚微，重要的原因是对非法审讯行为缺失明确的、强制性的规定。

　　为了落实严禁刑讯逼供、非法审讯的法律制度，使排除非法证据的规则不再是“纸上法律”，最高人民法院等法律部门近期协商制定了《关于刑事审判中严格实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关问题的决定》(简称《严格实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决定》)，目前已形成征求意见稿，即将颁布实施。

　　该《决定》(意见稿)在重申《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法律文件关于排除非法证据的原则规定基础上，对刑讯逼供、变相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作出了更广泛的界定，强调非法证据的法律后果，“亮点众多、突破很大”。例如，在非法取证行为的界定方面，将冻、饿、烤、晒、疲劳审讯、催眠、使用药物等变相刑讯逼供方式、将威胁近亲属权益、未在规定场所审讯、未依法全程录像、“重复自白”(指某次自白即有罪供述涉嫌违法取得，但与该口供内容相同而未涉嫌采用非法手段的重复性口供)、“毒树之果”(根据非法取得的供述收集的物证、书证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均界定为非法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同时，该《决定》还对“看守所值班律师制度”、“告知犯罪嫌疑人排除非法证据权利制度”、“非法证据排除应当在审前进行、应当作出决定”等多个问题进行了明确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