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法律适用与权利救济

　　在“证据说”中，包括书证说、鉴定结论说、勘验和检查笔录说。书证说认为，认定书是由公安机关在其法定权限内行使职权所制作的文书,从书证分类角度看,是一种公文性书证[1]。鉴定结论说认为，交通事故认定书解决的是专门性事实问题，制作主体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相关人员,这符合鉴定结论必须由“指派”的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制作这一条件[2]。勘验和检查笔录说认为，通事故认定书实际上是包括了现场勘验、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等，因此，交通事故认定书就是一种勘验、检查笔录[3]。

　　笔者认为，从审判实务的角度出发，将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法律性质定性为证据属性即可，没有必要再进行过于严格的区分。主要理由如下：

　　首先，符合立法的本意。从笔者上述的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发展变迁，可以看出，立法在逐渐弱化认定书的行政纠纷解决功能，更加强化其侵权责任意义上的证据功能。因为从法律概念上分析，《道交法》第七十三条及公安机关在事故认定中的“责任”一词，既不是指行政责任，也不是指刑事责任或民事责任，即它不是法律责任意义上的任何一种形式的“责任”[4]。

　　其次，诉讼法上的证据分类不可能穷尽。三大诉讼法对证据类型的划分基本分为七大类，主要包括书证、物证、言辞证据、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视听资料，虽然立法上证据形式紧凑，但是成文法的抽象性与滞后性也不可避免。一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新的证据形式会不断出现，另一方面证据形式也会因社会生产生活的复杂性,很难一概而论，出于维护法律稳定性的需要，立法者不可能在出现新的证据形式的情况下，马上进行相应的修改。

　　最后，交通事故认定书兼具的综合性特点。交通事故认定书是交通管理部门根据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分析查明事故的基本事实，事故成因，并确定当事人责任而做出的一种行政法律文书，其认定过程是集多种行为于一身的过程，认定书本身也具有综合性的特点，如果仅从某一个方面或者某一个角度对认定书进行界定都会显的有失偏薄，亦经不起检验和推敲。

　　三、 交通事故认定书的不可诉性分析

　　如笔者前述，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处理交通事故案件的关键证据，但是因为其是由法律授权的交通管理部门依职权作出的行政行为，因此在非经法定程序撤销前，具有法定的公定力，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那么交通事故认定行为是否具有可诉性呢？笔者从审判实务的角度出发，认为目前该行为不可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