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接受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个体工商经营者、家庭及公民的聘请担任其法律顾问;
2. 接受民商事案件当事人的委托,担任其代理人;
3. 接受刑事案件被告人的委托或人民法院的指定,担任被告人的辩护人;
4. 接受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公诉案的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委托,担任代理人;
5. 接受委托,担任行政纠纷案的代 理人,参加复议、诉讼等活动;
6. 接受委托,代理各类诉讼案件的申请再审、申诉等活动;
7. 接受非诉讼事务当事人的委托,为其提供法律服务,或担任其代理人参加调解、仲裁等活动;
8. 接受委托,担任民事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以及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的代理人提供法律服务;
9. 接受委托,参与公司改制、房地产开发、项目调研等商务活动中的法律服务事务;
10、解答法律咨询、代写诉讼文书,拟写各类民商事合同、法律意见书、遗嘱、声明、启事等法律事物文书。
 

张扣扣故意杀人、故意毁坏财物一案出庭检察员意见书

作者 Admin 来源 律法宝典 浏览 发布时间 19/04/17

以上充分证明,张扣扣及其家人对王正军家人所谓“罪状”的描述与证据证明的事实有悖,其对事实“添油加醋”的意图在于增加王正军家人的可责性,为张扣扣杀戮行为和指责“原判不公”寻找牵强的理由。


3、96年张扣扣母亲被伤害致死案判决对王正军行为的定性准确,判处有期徒刑七年的量刑并无不当。


张扣扣及其家人之所以声称“原判不公”,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定罪量刑也存在问题,认为定性应为故意杀人罪,而量刑仅仅才七年明显畸轻。网络媒体也有同样的质疑声。


检察员认为,法院量刑时需要考虑犯罪事实、性质、情节、起因、责任能力以及法定、酌定量刑情节等等因素,但张扣扣及其家人在对当年案件描述时,却刻意回避了有利于被告人王正军的五个关键量刑事实和情节:


一是张扣扣母亲先向王富军脚边吐口水,后又朝其脸上吐口水,系该案事端的挑起者;


二是张扣扣母亲接过其女递过来的扁铁击打王正军,是首先持械的伤人者;


三是王正军是在头面部被张母持扁铁打伤流血后,才从现场捡拾木柴棒击打张母头部,属于突发事件中的临时起意;


四是王正军击打张母仅是一棒,之后再无继续实施加害行为;


五是王正军当时年仅十七岁,属未成年人,依法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


上述事实和情节,既是原判认定王正军构成故意伤害罪而不是故意杀人罪的事实依据,也是依法对王正军从轻处罚的主要理由。根据我国法律规定,认定犯罪必须遵循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王正军主观上不具有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客观上仅实施了击打 一棒的伤害行为,原判认定王正军构成故意伤害罪定性准确。结合被害人存在一定过错、王正军又属于未成年人等事实和情节,根据1979年《刑法》的规定,判处王正军七年有期徒刑的量刑并无不当。张扣扣及其家人声称原判定罪量刑不公的理由不能成立。


4、张扣扣及其家人歪曲事实无端指责“原判不公”,是在极力为其滥杀无辜、减轻罪责寻找“挡箭牌”。


张扣扣及家人既在96年案件庭审中不对事实和证据提出异议,又在之后漫长的22年间不提出申诉,但却在张扣扣疯狂杀戮王家三人后,即将面临法律严厉制裁时,才提出完全背离客观事实的所谓“原判不公”,其意图不言自明:虚构事实刻意夸大对方罪责,颠倒是非有意忽略己方过错,营造“司法不公”、“救济无门”假象,打着“为母报仇”的“孝子”旗号,企图通过媒体混淆视听、欺世惑众,从感情上博取民众对所谓“悲情英雄”的同情,以达到鼓动大众情绪裹挟司法,掩盖罪恶减轻处罚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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