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私权公权化易致垄断寻租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冯晓青则认为，对相关利益的重新调整，本意是为了促进优秀作品的传播，更好地保障法定许可的落实。

尽管在此问题的认识上观点各异，但是对于草案取消权利人的声明权，学者们则普遍认为不妥。

防止集体管理组织垄断寻租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研究员唐广良看来，问题的实质并非在三个月的问题上，“真正的问题是将46条与48条、60条、70条结合后，即会发现录音制品首次出版3个月后，使用者只需向国家版权局报备并向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缴费，不经制作权人许可，就可以使用其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这强化了集体管理制度的垄断”。

修订草案的“延伸集体管理”，在吴汉东看来并无问题，因为著作权集体管理在发达国家已被证明是成功的做法，有助于解决作品的海量授权、维护著作权所有人利益。但是在中国，延伸集体管理需要考虑两个问题：一是当下的集体管理组织还不够健全，运作不够成熟；二是它的代表性问题，即是否真能吸引绝大多数著作权人进入组织。所以就要看实践中如何贯彻执行这个条款，最好能有一个包含授权问题在内的细则可供参考。黄玉烨也表示，实际操作很重要，如何防止在集体管理中集体管理组织的权力过分扩张，的确需要细化有关规定。

而约束集体管理组织在中国语境下并不容易。中国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可谓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其在人事任免和资金运作上与政府管理机构的关系可谓千丝万缕。“与国外多由权利人自行发起成立集体管理组织不同，我们的集体管理组织在成立的过程中就受到政府的掌控。”黄武双说。

根据2005年3月施行的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此类组织的创立条件为发起的权利人不少于50人，并不得与现有组织业务范围交叉、重合；在设立程序上，需要国家版权局和民政部的双重许可。权利人想要自行发起此类组织，从条件和程序上看几乎没有可能。

这造成了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一家独大的垄断局面，而更重要的是“民事权利和行政权力的挂钩，使得对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管理成为‘自己管自己’，那怎么可能管好呢？管理机构必须从中超脱出来。”黄武双说。在他看来，除非引入市场机制允许多家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成立，否则作为管理者的公权力与作为代理机构的私权利纠缠在一起，总是难免会让人将集体管理组织视做权力寻租的机构，从而招致非议。

管理组织要垄断就不许谋利

据媒体披露，此次被推到风口浪尖的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以下简称音著协)和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以下简称音集协)，因分配和授权方式等问题，已引起了很多音乐人的不满。以音集协为例，在上次版费分配中，管理者分走了72.4%，权利人仅获得27.6%，词曲演录再进行分配，各项权利人仅有6.9%。管理者的收益大大超出了权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