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开枪”之说难掩犯罪之嫌

        5月15日，云南昭通市镇雄县警方开枪将“驾车冲撞群众”的上访者方九书击伤致死，然而在场群众却并不领情，上百目击群众联名上书，称方九书“没有危害群众安全”、“警方公布的情况不属实”、“警方不应该在此情况下开枪打人”。在检察院未就此事出具结论之前，昭通警方便宣称其警员系“依法开枪”，并急切的对“有效保护人民群众，果断依法开枪击毙犯罪嫌疑人”的警员予以通令表彰。大概在警方看来，此事已是尘埃落定了。

　　然而法律并非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从媒体曝出的情况来看，“依法”的说辞苍白无力，而警员故意伤害的嫌疑极重。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第九条对于警员开枪射击进行了极为严格的限制，只有在面对特定的暴力犯罪时，在非开枪射击不能制止犯罪的紧急情形下，经警告无之后，警员才可开枪。与一般法律条文不同的是，上述法律规定对于其适用的特定暴力犯罪进行了全面的列举，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使用武器的其他情形”这一具有明确指向性的扩展内容外，并未设置常见的兜底条款。

　　上述法律规定自有其深意，毕竟只有法官才有权判定犯罪嫌疑人是否真正构成犯罪、是否应处以刑罚，而警员在对犯罪嫌疑人开枪之时，可以说掌握了其生死，因而警员也就同时担当了现场执法者、审判者以及行刑者等多重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法律条文自然要采取列举的方式，而不能给予警员任何的自由裁量权，以严防滥用权力。

　　除立法严格限制之外，对于开枪适当性的事后审查，我国在司法实践中也一直遵循极为严格的标准，在此以两个案例为例。

　　第一个案例为四川警察贺勇违法用枪案。1997年11月24日，贺勇在制止寻衅滋事时，犯罪嫌疑人欲持刀攻击贺勇，贺勇掏枪将其吓退后，边鸣枪边追击，为阻止其脱逃开枪，造成犯罪嫌疑人一死一伤。后贺勇被判故意伤害罪，处以十五年有期徒刑。众多警员对此不能接受，但法院判决中的评析是极具说服力的：上述《条例》第九条强调警员开枪的时间条件必须是对“正在”实施严重暴力犯罪行为的紧急情形，贺勇并不是在犯罪嫌疑人持刀追杀他人或向自己袭击时开的枪，故不属于第九条第（六）项“实施凶杀、劫持人质等暴力行为，危及公民生命安全的”这一情形；而犯罪嫌疑人的寻衅滋事、持刀行凶行为，尚未造成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因此也不属于第（十三）项“实施放火、决水、爆炸、凶杀、抢劫或者其他严重暴力犯罪行为后拒捕、逃跑的”这一情形；由此判断，贺勇的行为即属于违法行使职权，应追究刑事责任。就本次云南镇雄的事件来看，媒体报导目击群众反映“方九书的车开得很慢，不超过步行的速度，没有撞到人，肯定不是‘故意冲撞群众’”，如此则与暴力犯罪相差甚远。